朱熹与茶灶——武夷山摩崖石刻的故事

张晓平

　　八百多年前，孔子之后第一大儒朱熹在其诗作《精舍》写道：“琴书四十年，几作山中客”。这里“山中”指武夷山，“琴书”是山居的生活，包括著述、交友和讲学授徒等等。1183年，53岁的朱熹选择在“武夷之溪东流凡九曲，而第五曲为最深”(朱熹《武夷山精舍杂咏诗序》)侧畔隐屏峰下，建造武夷精舍。五曲流水中“巨石屹然，可环坐八九人，四面皆深水，当中科臼自然如灶”(同上)，这就是“茶灶”。著书讲学之余，朱熹常常和“四方士友”或弟子，漫步流连九曲溪畔，登临五曲大石块，“试茗寻仙灶，赋诗夜未央”(董天工《茶灶》)，友人中包括陆游、辛弃疾这样的宋代文化大家，留下了千古话题。

　　朱熹作为理学宗师，被视为“以理制欲”的代表人物，是封建时代道德伦理的化身。这样的“老夫子”，在很多人眼里，属于“最没有故事的人”，显然也没有“跌宕起伏的传奇”和“诗酒风流的趣事”(诗句网《“灭人欲”的朱熹》)。然而，从日常很多事来看，得出的结论或许大相径庭。俗世中的朱熹不乏精彩的游历、精致的爱好和精妙的情趣，哲学家也是茶人、美食家，事实上朱熹的生活和情感都十分丰富。“茶灶”题刻和背后的故事就很能说明这一点。

　　朱熹《茶灶》作为《武夷精舍杂咏十二首》中的一首传世，受到同代人和后来者的追捧，应和唱咏之作不断。这都是些嗜茶、品茶、论茶的佳作，可以看出当时文人们生活的雅兴和享受的精细。不妨引证几首在下面。

袁枢《茶灶》

摘茗蜕仙岩，汲水潜虬穴。

旋然石上灶，轻泛欧中雪。

清风已生腋，芳味犹在舌。

何时棹孤舟，来此分余啜。

陈梦庚《茶灶》

尽夸六碗便通灵，得似仙山石乳清。

此水此茶须此灶，无人肯说与端明。

蔡廷秀《茶灶石》

仙人应爱武夷茶，旋汲新泉煮嫩芽。

董天工《茶灶》

紫茸翻雪浪，舌本有余香。

　　古人烹茶品茗的意趣超乎今人的想象。诗意盎然的自然之境中，“风烟草木之殊态……恍惚万变而不可穷者”(朱熹《武夷精舍杂咏诗序》)，伴随潺潺溪流声，在仙人遗下的石灶上煮茶品茗，多么有讲究的雅事啊，茶须“嫩芽”“仙山石乳”“紫茸”，水为“新泉”“汲水虬穴”，正是“此水此茶须此灶”，喝得“舌有余香”“芳味犹在”“六碗通灵”。如此享受，怎不时时回味?于是又盼着“何时棹孤舟，来此分余啜”。从这些诗作描写的事例看来，喝茶这件今人普普通通的寻常事，古代的文人们却玩味得风生水起、花样百出!

　　应和之作尚且如此，朱熹的原题《茶灶》又是怎样的一番境界呢?我们来看一看：

朱熹《茶灶》

仙翁遗石灶，宛在水中央。

饮罢方舟去，茶烟袅细香。

　　果然是不同凡响之作，与他人津津乐道茶事不同，朱熹《茶灶》忽略了一般性的场面，看不到文人们汲水烹茶、寻茗赋诗的情景，浓墨重彩渲染的是远古的仙翁遗事，让五曲水中的茶灶石笼罩在神秘之中，令人回味无穷，更想要一探其中的究竟。

　　无独有偶，朱熹还有描写相同地点五曲的诗，似乎透出了一些玄机。《九曲棹歌》这样写：五曲山高云气深，长时烟雨暗平林。林间有客无人识，欸乃声中万古心。《大隐屏》又是这样写：苍然大隐屏，林端耸孤标。下有云一壑，仙人永相招。授我黄素衣，赠我双琼瑶……

　　几首写五曲的诗放在一起看，朱熹好象隐藏着什么，又在暗示着什么。今天的人们对朱子学的研究已经很深很透，朱熹作为古代思想文化的“执牛耳”者，朱子学中儒释道都有一定的比重，历来的看法儒学无疑占主导地位，佛道只是融合补充。但具体到五曲溪流的个案，朱熹如此密集推崇仙道，又让今人大惑不解，或许跟不上圣人的神思了。你看，欸乃万古声中，天外之客的仙翁、仙人们踏着方舟来了，这可是云下一壑九曲溪流啊，仙人们招唤着，授黄素衣、赠双琼瑶，在山最高、水最深的五曲，他们以岩石的凹坑为灶烹茶饮茶。后来，仙人踏着方舟又离去了，遗下的茶灶还在那里，象《诗经》吟唱的那样永恒“宛立水中央”，茶香细细袅袅，绵绵不绝，一直绵延到今天，还要永远延续下去。

　　联想到北宋时期范仲淹的著名诗句：“溪边奇茗冠天下，武夷仙人从古栽”，确实与朱熹《茶灶》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范仲淹直言仙人在很古的年代栽种了武夷茶，朱熹曲笔写仙人烹饮武夷茶的遗事。仅有茶诗还不够，朱熹又在五曲大石块镌刻上“茶灶”两个大字。至此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才恍然大悟，终于明白朱老爷子的良苦用心：他要印证的是武夷茶拜神仙所赐啊!

　　据董天工《武夷山志》记载，石刻“茶灶”两字由匠人按朱熹书法镌刻而成。传说另外两位文化名家陆游、辛弃疾也参与“茶灶”石刻之事。石刻南向，幅面60X150厘米，每字50X40厘米，距水面高度120厘米。原刻已消蚀，现留题刻为今人撷朱子墨宝补镌上的。

　　仙翁离去，“武夷三翁”——朱熹(朱晦翁)、陆游(陆放翁)和辛弃疾(辛瓣翁)成为茶灶石的主人。这是当地人对他们的尊称，三人有一些共性：1、情趣相投。都是诗词大家、文化巨人。2、政见相合。都是坚定的“抗金”主战派。3、职位相同。1177年至1195年间，三人分别担任过武夷山冲佑观的祠官，其中陆游四度、朱熹两度、辛弃疾四度。机缘巧合，他们三人相逢、相敬、相知，彼此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，成为君子之交、高山流水般的知音。大王峰下的冲佑观就在武夷精舍附近，朱熹、陆游、辛弃疾和那些学界精英、朱子门人经常聚集在茶灶石，品不完的佳茗、论不尽的道理，重要的是开阔眼界、启迪思维、交流思想，留下智慧结晶。可以说武夷精舍时期是朱熹著书立说的一个高峰期，《四书集注》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。宋代武夷山人熊禾曾赞叹：“四书衍洙泗之传，纲目接春秋之笔…兹盖伏遇府判梅庵先生，以蜀西之珍，负道南之望，昭布明时之德化，厚培昌运之人才…”(熊禾《重建武夷书院疏》)。

　　一生多忧患、坎坷的朱熹，“茶灶石”时光是快乐的，“武夷三翁”的知遇也最为难得。晚年朱熹陷“庆元党禁”，处境艰难，去世时连朱子门人都不准悼念。所谓儒学宗师、思想文化巨擘、百科全书式人物等都是身后荣耀。赋予朱熹至高桂冠的推手，应该说都是几位封建时代的皇帝，南宋理宗皇帝称朱熹“有补于治道”，赠太师、追封信国公;元惠宗皇帝修建朱熹文庙，让朱熹象孔子一样受人顶礼膜拜;清康熙皇帝称赞朱熹“集大成而续千百年绝传之学，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”，下诏朱熹配祀孔庙“十圣”之列。然而，在朱熹晩年声名黯淡之际，特别是朱熹去世朝庭明令不得纪念时，陆游和辛弃疾这两位文坛泰斗挺身而出，他们的悼友表现和悼亡祭文，在当时极为难能可贵。陆游寄出悼文：“捐百世起九原之思，倾长河注东海之泪。路修齿髦，神往形留。公殁不忘，庶其歆飨!”辛弃疾哭于灵前：“所不朽者，垂万世名。孰谓公死，凛然犹生”，辛弃疾《寿朱晦翁》在朱熹生前就得出结论：“历数唐尧千载下，如公仅有两三人”。评价之高和认知之深，当时无人可及，在朱熹名声大噪之前可谓振聋发聩之声。

　　这些，与朱熹、陆游、辛弃疾三人在武夷山“茶灶”时期的相遇相知分不开，象“茶灶”的仙翁遗事一样，值得永久回味永久传诵。(来源：2022年6月16日《闽北日报》)

编辑：浩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