薯藤历险记

　　公元1567年春，明穆宗朱载垕即位，改元隆庆，宣布解除海禁，调整海外贸易政策，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，史称“隆庆开关”。

　　在海禁了100多年后，政府第一次解除了这个禁令，意味着国人可以自由地驾船出海贸易。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，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。许多福建人进入到了海上贸易行列，而长乐人陈振龙就是这批人中的先行者。

　　其实，在海禁解除之前，陈振龙就已然是“海贾”了，只不过他的身份未经官方认可。早在嘉靖四十三年(1564年)，二十出头的陈振龙就弃儒下海，从福州台江乘船偷渡至吕宋(今菲律宾)经商，经常往返吕宋与福州之间。

　　他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，自幼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，因此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的思想根深蒂固，所以自幼勤奋好学，二十岁时考中秀才，并能在回答当时福建巡抚关于如何应付水荒、旱荒、粮荒时，提出自己的见解而备受巡抚的夸奖，因而在乡试中名列前茅。像陈振龙这种官宦出身为背景和具有才华的读书人，在当时混个一官半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

　　但嘉靖末年，明由盛转衰，宦官当政给百姓尤其是士子，造成极大损害。不愿同流合污，洁身自爱的他，放弃了继续读书做官的念头，转入前途同样难卜的商海。最后历史证明了他的选择，完全是明智之举。

　　刚开始没有合法的“行货”可卖，只能悄悄的做些“水货”生意。三年后的解禁，陈振龙抓住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的大机遇，成为合法的华侨和商人，他便挽起袖子，满心希望着大干一场了。而此时的菲律宾已经是强大的西班牙的殖民地，鼓励自由贸易，陈振龙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很快成为了富商。

　　他的眼光总是独到的，而且颇有预见性。在菲律宾，他的目光时常被一种神奇的植物——红苕所吸引。他在《金薯传习录》中写到，“目睹彼地土产，朱薯被野，生熟可茹，询之夷人，咸称之薯，有六益八利，功同五谷，乃伊国之宝，民生所赖”，独具慧眼的他，立刻意识到这种经济作物，完全可以代替选择性较高的水稻、大小麦之类的农作物，如果引入到国内，既是一本万利的大商机，又能解决许多人的温饱问题。陈振龙下定决心，要把这种农作物引进家乡进行栽种，造福桑梓。

　　可是直到万历二十一年(1593年)，当了三十年华侨的陈振龙已经五十岁了，仍然在为引种红薯的事犯愁。像菲律宾这样的小国，红薯这种生熟都可以吃的天然食物是国宝一样的东西，绝不外传的。

　　陈振龙想尽各种办法，试图偷一两个红薯回国，都没能成功。据说，第一次把红薯藏在藤箱底层，过海关时被查了出来，没收加批评教育。第二次把红薯的藤条编入一只藤篮，试图拎着篮子蒙混过关，也被查了出来，这一次除了罚款还差一点坐牢。郭沫若先生所谓“挟入藤篮试秘航，归来闽海勤耕织。”之句即是描述陈振龙的这次历险。终于在1593年5月，陈振龙将红薯藤编入船上的一根绳子中，吊在船舷下，经七昼夜一路漂回长乐。

　　那天，坐在回乡商船上的陈振龙，望着远方隐约可现的故土海岸线，终于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。也许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，他冒险将薯藤带回家乡，已成为中国农业发展史上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。

功比神农

　　1593年，陈振龙带薯种归来的这一年，福建正遭到了一次“旱魃为虐，野草无青”的特大旱灾，福建巡抚金学曾为此大伤脑筋。

　　陈振龙的儿子陈经纶此时为府中幕僚，他向金巡抚献上“献薯藤种法禀帖”，汇报其父带回薯藤的经过，“敬陈种树薯利益，并呈法则以济民切”。金学曾感到这真是及时雨，称赞陈振龙涉险带种而归，事属义举，批示：“既为民食计，速即觅地试栽，俟收成之日，果有成效，将薯呈验。”

　　陈振龙父子马上在居住的达道纱帽池边隙地试栽薯藤。过了四个月，启土开掘，番薯“子母相连，小者如臂，大者如拳，味同梨枣，食同充饥，且生熟煨者均随其便”。 陈振龙喜出望外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

　　就这样，印第安人的发现，菲律宾的国宝——红苕，在中国落地生根了。

　　红苕粗生贱养，即使“地属沙土”也能成活，更不必说丘陵地、红土带了;它浅埋土中，风雨不能侵蚀，“兼抗干旱”;它产量极高，“上地一亩约收万余斤，中地约收七八千斤，下地约收五六千斤”。红苕登陆福州之后，在当地很快成了充饥的主要食品，并迅即成为晚明时代那个人口庞巨、机制古老的大帝国的代粮之物，养活了挣扎在天灾人祸中的无数子民。

　　当时，明政府将这种引自“番邦”的植物，定名为“番薯”;又因为福建巡抚金学曾所倡议推广，当地人又称之为“金薯”。民众在福州、福清等地建报功祠，专祀金学曾和陈振龙。首辅叶向高闻讯，喜作《金薯歌》，有句云：“孰知传种一书生，畴及国计民生之大利。”

　　370年后，郭沫若来到福州考察，特地去福建省图书馆查阅一本奇书——《金薯传习录》。和我们熟知的《王阳明传习录》之类的，写儒学大师事迹心得的书不同，这本《金薯传习录》专门写红薯的载种方法、培育过程，而且据说世界上只有这一件孤本了。

　　透过那些已然泛黄薄脆的纸页字行，红薯传种中国最明确、具体的记载跃入眼帘，郭沫若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与诗意，挥毫写下了《满江红――为红苕传入中国370年而作》：

挟入藤篮试秘航

归来闽海勤耕织

此功勋当得比神农

人谁识

七代人的金薯传习

　　在陈振龙带回红薯之前，做官是文人最好的谋生手段，因为回家卖不成红薯也吃不到红薯，遇上天灾，没粮食就只能等死。读书人为稻粮谋，只能去做官了。等到郑板桥回家卖红薯时，红薯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快消品，生吃熟烤的红薯已经占有了上亿人口的市场份额。

　　其实，没有长乐人陈振龙及其后代的推广，谁也卖不成红薯。诚如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所认为的，番薯以及同时期美洲作物的引进，是我国历史上继占域稻的传播之后的第二次粮食生产的革命，促进了历史的发展。

图片▲长乐富农达合作社番薯基地

　　值得赞颂的是，陈振龙父子试植番薯成功，并在福建广泛推广，仅此功绩便可名垂青史，而他的后代们没有躺在祖先的功劳簿上，就此止步不前，“其子若孙，克承世业，广济民生”(《长乐县志》卷二十六·列传六·义行)。

　　据史书记载，陈氏祖孙有七代人持续不懈，不遗余力地把番薯推广到浙江、河南、山东，直到更为寒冷的北方，陈振龙家族因此成为了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农作物推广世家。

　　番薯广植之初，金学曾以为只适合在南方栽培，“北地苦寒，恐难生发”。明末，番薯已在华南部分地区开始种植，并逐渐向北推广。但是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影响，番薯的栽培技术传播得非常缓慢。

　　直到康熙时期，番薯栽培技术才传遍全国。陈振龙四世孙陈以柱带薯种到浙江鄞县(今宁波)试种，获得成功。

　　乾隆年间，陈以柱之子、贡生陈世元在山东胶州经商，时值这一带连续旱涝蝗灾，灾情严重。他放下了经商贸易的正事，仔细考察当地的气候、土性，“次年，捐资运种及应用犁锄铁耙等器，复募习惯种薯数人同往胶之古镇依法试载”。因为北地早寒，不易长活，经陈世元逐年运种补栽，并教以藏种法，亦获得成功。进而推广至北京、河南、河北。

　　乾隆四十一年(1776年)，陈世元编成《金薯传习录》两卷，记述了陈振龙引种甘薯的经过，以及甘薯的种植、防虫、贮存等有关资料，作为一部科技专著，这部书的科学价值超过了朝鲜徐榘的《种薯谱》和我国陆耀所著的《甘薯录》以及明徐光启的《甘薯疏》，对推动番薯在全国的推广种植起到重要作用。

　　清政府于乾隆五十一年(1786年)正式颁旨，全国种植番薯。当时，为纪念陈氏一家的功绩和对番薯活人的欢喜，北方曾广为流传这样一首民谣：

不爱灵药共仙丹，

惟爱红薯度荒年。

何人远来传此种，

陈公父子取洋番。

　　在这近二百年间，陈振龙、陈经纶、陈以柱、陈世元、陈云、陈树、陈燮、陈代鸣等，一家七代，子子孙孙，瓜瓞绵连，始终致力于引种、推广番薯的事业。

　　他们出身布衣，商贾为业，虽人微言轻，却一心牵挂民生大计;毫不计较个人得失，四处奔波劳苦，救百姓于灾荒;不独占薯种技术，科学试植传种，万民共享番薯之利。如此大爱情怀，足以昭示青史，传之今世，鼓舞后来。

青桥村陈振龙纪念亭

编辑：小七